by Gwee Li Sui
Rough speaking foreman interceded when he saw,
Telling me to be careful of that bullying, nasty lot.
Grateful, I took extra care when heading home via
Clemenceau, wondering why they were unfair. So I
Watch people, old, young; friend, stranger. Others
Had similar adventures, moments of knowing in joy,
In pain, in uncertainty; in little corners of our lives.
Days thus settled down into routine responsibilities.
Papa taught school in Nippon-go. Uncle Hock Seng,
Uncle Ratna, and Uncle Ryan, fellow teachers, met
Often after the bombs of last November,1 before
My birthday. I was hoping for a steel pang-see top.
They chatted in the hall, whispered when saying
Mountbatten, the big chief, King Georgie’s cousin.
There were many air raids. Shining silver planes in
Groups were B20-something, Papa explained, smiling.
Bombed only the Japanese who claimed white-black
Ack-Ack puffs corroded the planes. They will crash,
En route home.
Suddenly ‘Eddie! Where are you?’ Mama
In that voice! Go get the vegetable! Enough lengkuas
To tumis her special curry chicken for Uncles tomorrow.
A last look up before jumping down. Light of the South
Is fading. I think I know why Papa and Uncles smile.
1 Eleven air raids on Singapore were mounted between November 1944 and March 1945, the last over 29-30 March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s – based in Kharagpur in north-eastern British India – were in the final stages of moving to the Marianas. Only twenty-nine Superfortresses, down from 119 at the highest, attacked Pulau Bukom, destroying seven and damaging three of the forty-nine tanks. Despite flying between 5,000 and 7,000 feet, none of the planes was lost, revealing the tremendous decline in Japan’s military power. The raids boosted civilian morale and were a strong indication that liberation was near, if not eminent.
人生的分水岭
作者：尤今
山城岁月
1958年，对于我们一家子来说，是人生一个很大的“分水岭”。
被誉为“抗日英雄”的爸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136部队的成员。他是第一批乘搭潜水艇潜返马来亚从事敌后抗日工作的队员，在形势险峻的美罗山上，渡过了出生入死的两年零三个月。死神时刻在觊觎，然而，他每天都坚持了写日记的习惯，因而为那一段风声鹤唳的抗战岁月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有了这样的经历，父亲可说是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人，再大的压力，他都能承受；再苦的生活，他都能熬受。他好像是沙漠里挺立的荆棘，风沙吹不倒、烈阳烤不焦。
复员后，父亲在山山皆秀色的怡保，邂逅了美丽秀雅的母亲。初见那一刹那，男的心摇神荡而女的心如鹿撞，两人“咚咚咚咚”的心跳，一屋子都听得见。最后，当然缘结终生啦！
婚后住在怡保那十年，父亲在生活线上磕磕碰碰地挣扎得极苦。他曾雇人开采锡矿、曾创办名为《迅报》的报社、也曾开店售卖红酒，然而，全都成为“滑铁卢之役”。我们一家六口，住过邋里邋遢的茅屋、也住过简陋不堪的木屋。陷在生活的泥沼里，父母和嗷嗷待哺的黄口小儿，过着半饥不饱的贫困生活。
那些年月，让我切切实实地明白了饥饿的痛苦滋味。有一年，我们住在向人租赁的小房间里。过农历新年时，喜气像随处燃放的爆竹一样，“噼噼啪啪”地散得满天满地，它有声音、也有色彩，势如破竹地冲进千家万户去。可是呀，“喜气”这厮，竟然也是极为势利的，当它经过我们一贫如洗的家门时，宛若疾风般飞卷而过，根本就不屑一顾。
父亲失业，而且，已经持续了一阵子，家里的米，不能随心所欲地煮成结结实实的大米饭，只能量入为出地熬成一锅稀稀淡淡的粥。在家家户户以大鱼大肉祭奠五脏庙的除夕，我们家的饭桌上，只有一锅白白的粥，即连锅里冒出的烟气，也是无精打采的。隔着烟气看母亲的脸，觉得比碗里的粥更为苍白。在发育茁长的年岁里，那碗稀薄的粥，连胃壁都粘不住。母亲打发我们早早上床去，因为睡着了便饿不着了。可是，此刻，屋子外面，处处响着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梦乡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桃源！那空空的胃囊里，如同住了一窝穷凶极恶的青蛙，“啯啯啯、啯啯啯”地叫得震天价响，它们且在胃囊里头活蹦乱跳，踹在胃壁上的那种痛楚，带来了心慌也带来了恐惧。在家家欢腾的除夕夜，年纪小小的我，拼命把软软的胃囊压在硬硬的床板上，借以减少青蛙在胃囊里那种亡命的骚动；压呀压的，几乎把床板压出一个坑来。
当一方泥土贫瘠得连野草都长不出来时，父亲不想坐以待毙。
他决定带着一家人，到另一个可能比较丰饶的地方去。
于是，1958年，我们一家六口，乘搭了火车，蜿蜿蜒蜒而又颠颠簸簸地来到了新加坡。
下榻大杂院
一下火车，直奔火城。
位于加冷区的火城，矗立着一个高入云霄的巨型煤气缸。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标志”，使“火城”遐迩闻名。很可惜的，到了90年代，由于城市发展，煤气缸被拆除了。
我们所住的地方，是离煤气缸不远处一幢染着岁月沧桑的楼房，楼高四层，父亲就在顶楼租了一个房间。
这是一个类似大杂院的地方。八个房间亲密无间地挤在一起，厨房、浴室、厨所，都是共用的。租户只要轻轻地撩起门帘，便可站在门边，东家长西家短地聊个没完没了。因此，流长飞短的是是非非、大肆渲染的流言谣言、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像绵绵细雨，纷纷扬扬地飞满各处。
到了炊煮时分，租户在大大的厨房里“各显神通”，各种各样的气味，就像是流行乐、交响乐、华乐和地方戏曲，毫不协调地碰撞在一起。租户当中，有家印度人，爱吃极富刺激的咖喱，当主炊者翻炒辣椒时，适应不了的人总猛打喷嚏，而钟情于浓烈香料的人，往往连眸子都分泌出唾液。那些和印度人相处得比较好的邻居，便会在咖喱煮好后，取只碗，讨点辣得让人汗毛直竖的咖喱汁，随意拌在饭里，吃得大汗淋漓，频频叫过瘾！
这真是一段声音与气味热热闹闹地交缠着的日子。
母亲性喜安静，她的晚餐，都是在一只小小的炭炉上完成的。经济捉襟见肘，鱼和肉，影踪难见，她常常做的是鸡蛋饭，在米饭将熟未熟之际，把鸡蛋沫快速搅入饭里，米饭大熟时，掀开锅盖，一圈金光倏地飞射上来，俯首一看，满锅璀璨。那是我贫瘠童年里一份很美好的记忆。鸡蛋饭营养而又耐饱，我们几兄弟姐妹便在鸡蛋饭的香气中一寸一寸地成长。
大杂院，名符其实的杂。
有个中年妇女，浓妆艳抹，领养了一个豆蔻少女。少女的晶莹透亮的眸子藏着叛逆与哀伤，由眸子汩汩地流出来的寒意，将整张脸冻成了冰窟。每回中年妇女看她时，目光像刀、像剑，剜她、斩她，非常凶狠；而每次当那个纹身的彪形大汉出入她房间时，上锁的房间便会传出以拳以掌击打的声音和拼命压抑而依然凄厉地泄出的哭声。大家都知道她这个“靠山”非常不好惹，所以，尽管同情那个少女，却没有人敢贸贸然地出面干涉。
五十年代末期的新加坡社会，是一个黑道横行的地方，街头殴斗，时时发生，而私会党仇杀对手的新闻也不时见报；不良的治安，像社会里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脓疮，大家都抱着“自扫门前雪”的心态过日子。那当儿，人心可说是浮荡不安的。
次日，低首敛眉地出现于人前的少女，裸露着的手臂，总是红一块紫一块的，好像是彩虹被雷电击碎了，一�
�一块掉落在她身上，触目惊心啊！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若干次之后，有个傍晚，中年妇女忽然兴致极好地挽着精心妆扮过的少女出门去了。少女的眼神荒凉得像一口废弃的矿坑，那是一种类似死亡的妥协。
就在那个晚上，母亲学孟母，萌生了想快速搬离这儿的念头。
然而，人生地不熟，再加上手头又没有多余的钱，能够搬去哪儿呢？
迁居办事处
天无绝人之路，二伯（父亲的兄长谭显扬）知道我们的困境，慷慨大度地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允许我们一家子搬到坐落于金殿路的公寓去。
二伯在那儿开设了一家建筑公司，他表示：平时办公，只用及大厅，后面的两个大房间，我们可以入住，厨房也可以任由我们使用。
我们于是欢天喜地的搬离了那个混乱的大杂院，迁入了位于斜坡上面这间公寓里。
在六十年代初期，新加坡社会在住屋方面尚未进行整体的规划，金殿路的公寓后面，就是一个很大的贫民窟，简陋不堪的木屋、岌岌可危的锌板屋，如同一颗颗烂牙，一间一间挤挤密密地倚在一块儿，邋遢、凌乱。离开这儿不很远的河水山区，是一个更大、更破落、更拥挤的贫民窟，垃圾处处堆积、蛀虫在茅厕里蠕蠕而动、鸡粪和猪粪恶臭的味儿，终日氤氲在空气里，难闻之极。这儿窝藏了许多社会党徒、匿藏了不少非法移民，是一个寻常百姓避之则吉的“地雷区”。
和住在大杂院的日子相较，搬入公寓的我们，有一种从泥沼爬上翠绿草原的感觉，那是一种很清爽很惬意的感觉。可是，在公寓住上了一阵子后，母亲却渐渐生出了另一种意想不到的烦恼。
公寓的大厅用作办公室，每天早上八时正，便必须敞开大门，二伯、四叔、五叔、七叔，还有公司的职员，便陆续抵步。当前厅开始办公时，住在后面房间的我们，便得噤声不语。想想看，当时，我们四兄弟姐妹，最年长的姐姐才九岁，最年幼的幺弟才一岁，属于爱蹦好闹的年龄，又如何能够在漫漫长日里活得像一尊尊泥塑雕像？苦的，当然是母亲。她不时得虚张声势地挥动着藤鞭，吓唬我们，要我们安静。套用母亲的形容词，当时，我们一家子就好像是在闷不透风的麻包袋里生活，手和脚，都被无形的绳子捆绑着；嘴巴，也像塞满纸屑一样。
最喜欢的，是傍晚时分。下班了，办公室里人人回家去了，我们也彻底“解放”了。
轻轻地覆盖在大地上的夕阳，像金黄的面团，柔软而又温暖。我们像一阵风一样，在“面团”里尽情释放自己、尽情戏耍。
喜欢黄昏，还有一个原因。
那时，流动摊贩多如过江之鲫。卖棉花糖的、卖麦芽糖的、卖芝麻糊花生糊的、卖叉烧云吞面的、卖酿豆腐的、卖甜咸面包的、卖五彩雪球的，等等，都会陆陆续续把摊子推到公寓前面的空地上。摊贩不出声，然而，食物，却绵延无尽地发出了无声的呼叫，香气与香气在空中犀利地相撞，热烈的香气像蜘蛛网一样，缠缠绵绵地粘了我们一脸一身。常常觉得，摊贩们是都市里一个个飞旋着的音符，有了他们，都市才显现出一种活泼的生命力。很多很多年之后，流动的摊贩们被繁华的都市一一吞噬了，我嗒然若失，心里明确地感觉到生命里很美丽的一部分记忆狂澜难挽地死去了。
摊贩麇集在公寓前面的那段时期，我们穷，不能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己的味蕾。每一次想要满足口腹之欲，总得用掉好几天积攒的零用钱，所以，不论手上拿着的是蓬松轻软的棉花糖或是金光闪烁的麦芽糖，我们绝对不会囫囵吞枣，而是非常“节俭”地、一小口一小口地舔，让那甘美沁润的甜味慢慢地转化为一朵一朵快乐地绽放着的心花。
在这所公寓里住了几年之后，一场猝然而生的猖獗的大火，使母亲再度萌生了搬迁的念头。
那便是震惊四方的河水山大火。
1961年5月25日那天下午，天气异常灼热，即连墙壁，都在流汗。整个大地，像是一块烙得通红的铁板，干燥的风刮过来时，竟然带着焚烧的气味。
母亲在屋里心神不宁地烫衣服，嘴里喃喃地说道：
“要融化了呀，这种鬼天气，真要让人融化了呀！”
就在这时，屋外传来了杂沓的声音，有喊叫声，也有奔跑声，夹带着浮躁不安、也夹杂着慌张失措。
母亲出去张望，居然看到远处那嚣张跋扈的火舌正贪婪而又张狂地舔着干裂的天空，天幕恐怖地转成了狰狞的猩红色。
邻居们一双双眼睛全都直勾勾地瞪着那一大团一大团源源不绝地冒着的滚滚浓烟、那一大丛一大丛络绎不绝地蹿起的火舌；看着看着，惊惧的脸，全都变成了幽蓝色。这时，有人醍醐灌顶地喊道：“哎呀，后面全都是木屋啊，火势这么大，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烧到这儿来了！”众人宛如喷泉的水柱，分头奔向家门，准备收拾细软逃命去了。
母亲疾步走向家门，手脚麻利地从上锁的抽屉里取出了一个大大的牛皮信封，信封里，装着的都是像出生纸、身份证之类重要的文件。之后，对屋里其他东西睃也不睃一眼，便神情镇定地领着她四个稚龄的孩子，走到离开家门颇远的地方，站定，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们所住的公寓，还有，公寓后面那一长列杂乱无章的木屋。在这一刻，她已打定主意，她要搬离这个地方了。
大火，终究没有蔓延到我们所住的地方。
可是，这一场穷凶极恶的火患，却造成了三万个居民无家可归。随后，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便展开了首项大型的建屋计划，全面改善人民的生活。
不讳言，以我们当时的经济情况来说，要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不啻是痴人说梦。可是，在执政者所提出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下，父母亲却欢喜地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购买屋子
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父母买下了坐落于阿历山大区一所三房式的政府组屋。
母亲像一只快乐的陀螺，脸上淌着甜甜的笑意，忙出忙进，把屋子打扫得纤尘不染。平生第一回，在屋檐下，不必看人脸色、不必受人支配，关起门来，要笑便笑、要哭便哭，要大声说话、要大声唱歌，听悉尊便。这种跟随自己的心过活的舒畅，使我们第一次对所移居的这块土地萌生了归属感。
我们的右邻是一户印度人，男女主人都是胖胖的，身上团团簇簇的肉像是经过发酵的面团。我们迁入的第二天，印度妇女便敲门来访了，满脸都是厚厚实实的笑，每一枚牙齿都在笑。她送来了一大盘油炸面饼，以此敲开了睦邻之门。
大家虽然是常来常往的邻居，可是，有一件事情，却令母亲颇为烦恼。印度邻居每天都要舂辣椒、舂香料，那“咚咚咚”的声响，一声比一声沉重，好似斧头砍在脑门上。母亲当然明白，这不是对方刻意弄出的噪音，而是印度同胞准备饮食之必要步骤。她也知道，理解和包忍，是促进种族和谐的要诀；再说，我们家时常熬煮药材汤，那独树一帜的药材味，对于异族来说，不也是一种“无声的骚扰”吗？而他们一直都在大度地包容呀！这么一想，母亲便释然了。
后来，她设法把舂香料的声音当成一种“背景音乐”，日日听、时时听、刻刻听，果真便听成了一种习惯了，头也不再痛了。再后来，她甚至还自我调侃地说，印度邻居没有舂东西的时刻，太静了，很难适应呢!嘿嘿！
母亲善于应付生活，那些不中听的语言、那些带有恶意的负面批评，她全都当成“背景音乐”，过耳不入，更遑论到心上去了，正因为这样，她活得很自在、很豁达。
就像许许多多典型的新加坡人一样，父母亲在房屋问题上也“力争上游”，有了多一点积蓄之后，他们便把阿历山大区的三房�
��组屋卖了，另在荷兰路买了一所四房式组屋。
荷兰路，真是一个热闹的住宅区啊！对面一溜店铺，照相馆啦、五金店啦、家具店啦、文具店啦、香烛点啦、理发店啦、服装点啦、水果店啦、面包店啦，应有尽有。还有，美食麇集的小贩中心、百物齐全的超级市场、售卖新鲜肉类鱼虾瓜果菜蔬的湿菜市，等等，一应俱全，要啥有啥。
父母亲人生的这一艘船，慢慢地驶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里。
顺心惬意地住了好几年后，又搬家了。
父母亲是在花拉路一所宽敞的五房式公寓终老的。
在这所公寓里，笑眯眯地做着家务的母亲，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蝴蝶的气息，体现出一种吮吸生活蜜汁的自足、展现着一种无所羁绊的快乐、流露着一种如愿以偿的满足。
1958年，是我们人生的分水岭。
那一年，我们由怡保迁居新加坡。而今，年届半百的新加坡，既是我们立足的乐园，也是我们的生根的家园。
The Watershed of Life
BY YOU JIN
Translated by Jeremy Tiang
Shancheng Days
As far as our family was concerned, 1958 was a watershed.
My father, who was honoured as a hero of the resistance, had been a member of Force 136 during World War II. He was among the first batch of fighters who travelled to Malaya in a submarine, fighting a rearguard action against the Japanese. In the steep terrain of Bidor Hill, he passed an arduous two years and three months. Even with the god of death ready to take him at any moment, he kept up his habit of writing in his journal daily and thus left behind a precious first-hand account of those perilous days.
After that experience, you could say that my father was the sort who would “not turn a hair even if Mount Tai were to collapse in front of him”. He could take the greatest pressure and endure the hardest existence. Like the thorny plants in the desert, he refused to be uprooted by the wind or scorched by the fierce sun.
